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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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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者说》 彭富春 著 团结出版社2024年出版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最近,新华社、光明网等央媒都播发了yl6809永利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彭富春自传《漫游者说》第4次出版的消息。
“我也不自谦,我不是一个名人,我只是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人,但是一本书出了20年,还能第4次出版,证明这个东西拿得出手,”上周,面对来访的长江日报《读+》周刊记者,彭富春这样表达。
近10年来,《读+》几次报道过彭富春其人其说,每次都能找到新的话题。他对“国学”的剖析扬弃确实有创新,其倡导的“天人共生”有某种先见之明,而他的“欲技道”学说框架更是有弹性和生命力,能够回应人工智能等最新的世界发展。
■ 犀利言论20年不改
彭富春在朋友圈里,晒出了22年来4个不同版本的《漫游者说》封面,分别是200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团结出版社、2024年团结出版社再版。
2024版的腰封上有一句话:“理性展示一个漫游者的灵魂轨迹,感性呈现八十年代精神文化真相。”
20世纪80年代精神文化真相是什么样子?不妨摘抄书中一段彭富春1985年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时的感悟:“八十年代的学界更突出了现代和当代西方思想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谁要在北京的学界获得发言权,谁就必须是某位西方乃至世界著名思想家的翻译者和研究者,如此这般他就成了这位西方思想家在中国的代言人。如果他在说话,那么他就在代表那位思想家在说话,于是他自然就具有了灵光圈……当时流行的西方人物无非就是尼采、雅斯贝斯、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还有伽达默尔等人。因此在学界流行的口头禅是:我是搞某某某的。这就是说,我是研究某某某的,这还意味着更深的东西:我如同某某某一样具有说话的权利。但当两个人都是搞一个人的时候,彼此都会在心中说:你也配搞某某某吗?某某某在中国只允许有一位代言人、一位独生子,其他人没有说某某某的权力,而只有义务去听某某某的话,也就是有义务听我的话……搞某某某是一个获得话语霸权的策略,同时骂某某某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途径……最好是骂一位大人物,骂一位红得发紫的人。由此骂者就会被认为具有英雄气概,具有冒险和挑战的精神。”
如此犀利的表述,20多年来只字未改,每次再版只增加前言、后记、补记,这或许是《漫游者说》常销不衰、多次再版的原因之一。
如果继续追溯,还可以发现,彭富春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名了。最早发掘《漫游者说》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高为2015年曾撰文:“第一次知道彭富春的名字是在30年前,《中国青年》1985年第1期以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一位大学生思维方式的思考》的文章,介绍了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彭富春独特的学习方式,那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写给彭富春的求救信、求教信、求爱信雪片般飞往《中国青年》编辑部和武汉大学,彭富春成了千万青年的偶像……再次见到彭富春的名字是在10年后,也就是1995年,同事推荐我读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我赶紧去翻看,译者正是彭富春。从这部著作中,我初步领略了海氏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语言,译者彭富春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再后来,《中国图书商报》报道,彭富春用德文写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已译成汉语出版,并且上了书店的畅销书榜。当时我意识到,当年出类拔萃的大学生,已经修成了正果。我马上打电话找到已在武大任教的彭富春,请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广大读者,尤其是处于逆境中的读者看一看,他答应了。”
关于《漫游者说》的书讯则是这样说的:“彭富春在江汉平原的穷乡僻壤度过了艰辛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他考进名牌大学中文系,之后继续北上深造,成为著名哲学家、美学家的高足,终又留学哲人和诗人之乡,成为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历经7年艰辛,学成归国,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欲技道的游戏说。作为—个奋斗者,他与贫穷、疾病、压力和屈辱作斗争。《漫游者说》是他的心灵史和学习史,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中影响很大。”
■ 写“国学书”不加注解
在朋友圈里,彭富春还晒出了自己的外文版著作照片:英文版《论中国的智慧》,美国学术出版社;德文版《无之无化》,欧洲科学出版社;日文版《论大道》,白帝社;韩文版《论国学》,艺文书院;韩文版《论儒道禅》,艺文书院;德文版《论中国的智慧》,伊比登出版社(待出版);英文版《论儒道禅》,斯普林格出版社(待出版)。这其中有好几本属于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彭富春写的这些国学书都没有注解。他说:“历代研究儒道禅的书不少,但是很多都是在做注解,甚至是注解的注解,把各种注解集合在一起,某个字是什么意思,有几种解法,等等。这些书可能有某种工具书的价值,但是没有思想的价值。我写的书,恰恰是没有脚注,或者说,我是把那些脚注消化了。”
他并不盲目吹捧或者美化他的研究对象。在一篇文章中,他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儒家的致命征候不仅在于其僵化、陈腐,而且在于其虚伪和伪善。它以谎言代替真理,并掩盖了真实……老子否定欲望、工具和技术的意义,禅宗重心不重色,重精神不重物质,重空不重有,重变化不重静止,轻视了现实存在和生活。囿于心灵自身,心灵就变得空洞、萎缩而无能,导致人们看破红尘和遁入空门,也就是不能直面人生而逃避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空性的思想蜕变成了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当禅宗只是心灵禅的时候,它就仿佛是一种精神致幻剂,只能逃避世界,自我麻醉和安慰。”
在他的自传《漫游者说》里,彭富春写道,“世上的漫游有种种形态,但最伟大的漫游是在边界上,因此最伟大的漫游者是那些跨越边界的人,是那越境者,是那冒险者,边界是临界点,也就是危机之处,危机本身包括了危险和机遇”。
彭富春跨越了边界,他在寻找、传播新的中国智慧:“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智慧都是一种极端的做法,中国传统智慧既有活着的部分,也有死去的部分。因此,思想真正的任务是去分辨这两个部分,而且让活着的活着,让死去的死去。新的中国智慧最关键的是植根于当下的现实。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高新技术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流行,新的中国智慧必须为克服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想方案。孔子、老子和慧能如果到了今天,面对欲望和技术的洪流,他们肯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将是创新者,绝不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因为历史上的他们就是革新派,是后来的解读者将他们的形象和思想变得僵化。死去的孔子只会讲《论语》中的话,一个活着的孔子则会说出我们时代的智慧箴言。”
【访谈】
■ “我们不能重复老师”
读+:《漫游者说》又一次再版了,这次再版之前,您有没有重读一遍自己当年的文字,作某些修订呢?
彭富春:我重读了,没有要修改的。这么多年来我对人与事的看法没有改变,我这一生就是追求真理。我甚至还很感动,感动于30年前的自己,很纯真,同时又很犀利。
读+:书中提到很多师友的名字,其中有些人可能不在了;如果您有机缘再见到他们,甚至是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他们,您觉得他们会是怎样的反应?
彭富春:我的老师们都不在了,他们见到我也许高兴、也许不高兴,因为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我觉得我没有辜负我的老师,首先我敬重他们,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伟大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我们不能重复老师,我们继承老师,但是一定要发扬光大。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们那个时代还不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他们那个时代有他们的哲学问题,我们时代有我们的哲学问题。
■ 人工智能是最具冒险性的“神器”
读+:人工智能是否足以构成划分两个时代的界限?
彭富春:这是百分之百没有疑问的。人工智能是当代人类创造的最具冒险性的技术。它虽然是一个器物,但却是一个有智能的器物,是一种“神器”。人工智能不断模仿人类,它不仅类人类,而且超人类。其冒险性在于不断越过人与世界存在的边界。这就需要大道的指引,给欲望和技术划分边界。人工智能必须保护人、物和机器自身,实现人、机、物的共生。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里,世界形成了欲望、技术和大道的新的游戏。
读+:为什么说人工智能是“神器”?
彭富春:人的基本欲望就是食欲和性欲,亦即身体性的欲望。在此基础上,人发展了一些非基本的欲望,如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欲望等。
人工智能也是作为手段来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欲望。它有的和人的身体直接相关,如陪伴性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有的和人的心灵相关,如ChatGPT和Sora视频生成等;有的间接相关于人的身体和其他欲望,如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农业、医疗和教育等,它们的产品能更加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这些都体现了人工智能的卓越之处。
但人工智能也是人的一种特别的欲望,亦即解放身心达到自由的最高需求的欲望。这种梦想早已表达在巫术和神话之中。人工智能就是要将这一梦想变成现实。
人不仅创造了一个有智能的自己,而且创造了一个有智能的物。人工智能让人实现了用语言创造世界,它激发和满足了人们长久以来不可实现的欲望,如长生不老、死而复活等。在历史上,人们只能通过巫术和神话来实现这些欲望,但现在的人工智能却能实现它们了,虽然只是以一种数字的或者虚拟的形态。
读+:您的“欲望、技术和大道”理论如何回应人工智能时代?
彭富春:虽然人工智能是人类技术制造的神器,但也不能对它过度神化而使之变成一个现代的神话。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它的边界。
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是从碳基生命到硅基生命的转化。但事实上,这不仅是对生命的误解,而且也是对人工智能的误解。人们一般所说的生命指的是有机生命,生命个体都要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是生命体,但人工智能却并非生命体。这就决定了它不能绝对地独立和自主地演化。它不可能具有真正的主体地位,它既不可能在人面前充当主体,也不可能在物面前充当主体。它至多是一个准主体或半主体。
因此,人工智能并非硅基生命,而是硅基意识。从大脑智能到人工智能的转变也不是什么从碳基生命到硅基生命的转变,而是从碳基意识到硅基意识的转变。
人的意识能从无到有,把不存在变成存在的。但人工智能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有。它是对人类已有的知识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的一种变形的知识。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不是原发性的,而是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的再生。它们缺少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生成的事件的唯一性和生动性。
虽然人工智能只是类似人类智能,但是它在不断地接近人类的智能,不断模拟人类的思考行为,越来越类似真正的人类智能。它能挑战人类智能。因此,它是一个冒险的技术。
模仿和超越人类智能只是冒险之一途,而与生命结合则是一条更加冒险的道路。人工智能除了和人结合之外,也可能广泛地与高等动物结合,形成人工智能化的动物。现在的脑机接口技术已经拉开了人工智能生命化的序幕,这将诞生一个新型的人工智能生命体。
欲望驱使人们发明、使用并创新技术;技术的进步也会刺激和强化人的欲望;大道或曰智慧和真理,给欲望和技术划分边界,使之不能误入歧途;欲望和技术也以自身日新月异的力量推动大道的更新,使旧的智慧转换成新的智慧。如此这般,欲望、技术和大道三者就构成了一场无限的游戏活动,这场游戏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
人类的欲望把人工智能当作满足自身的手段,只是考虑如何占有和消费人工智能所制造的所欲物;而人工智能作为技术,自身只是中性的,本无所谓善恶,也无法自身实现惩恶扬善。最关键性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大道,是关于人与世界存在的真理。它知道什么样的欲望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欲望不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技术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技术不可以使用。智慧为人工智能划界,让这个最冒险的技术避免危险,而转为机遇。
■ “天人共生”为人工智能划定边界
读+:能否展开说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大道”或智慧?
彭富春:这就涉及“天人共生”,也就是我主张的中国新的智慧。
传统中国智慧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注重“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存在、思想和语言的根据,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想和目的。但“天人合一”有它的限度,它忽视了天人的差异,同时天人不是平等的。在“天人合一”中平等和谐只是假象,真实的是天对于人的控制和支配。“天人合一”实为人服从天。
首先,它限定了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是停留在自然的欲望亦即饮食男女,而超自然的欲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同时,人们也主张寡欲,甚至主张无欲。因为欲望的减少,所以人们缺少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
其次,它限定了人的技术。与自然性的欲望相应,人们发展了自然性的技术。人们虽然掌握了一些技能,但并没有建立一个作为知识学系统的科学;人们只是操作手工工具,而没能发明机器工具;人们制作的产品一般是自然物直接的变形,而非其间接的再造。
最后,它限定了人的智慧。中国传统的智慧是一种自然性的智慧,而没有生发出一种非自然性或者超自然性的智慧。因为人的欲望、技术和大道都没有得到生长,所以世界和历史就会走向封闭和停止。其中,人不能独立,个体没有觉醒,精神难以飞扬。
新的中国智慧应该是“天人共生”,新的智慧来源于天人的约定,是天人共同参与制订的。天和地既不是支配人的天道的载体,也不是被人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人类的伴侣和朋友。人既不是天地的奴隶,也不是天地的主人,而是天地的伴侣和朋友。他们是天地人游戏中的同戏者,天人不仅共同制订此游戏规则,而且共同遵守此游戏规则。在此游戏中,天人共生,生生不息。
读+:“天人共生”如何为人工智能划定边界?
彭富春:第一条红线是不能伤害人,而要保护人。这就需要人类对于人工智能进行训练,让它和人类的价值观对齐,分辨善恶。而且人与机器的界限不可混淆,要明确标明人工智能所制造的虚拟的人物、场景和事件,不可冒充是真实的。同时,仿真人形机器人,特别是具有明显性别特性的机器人的操纵也要确定其规范。
此外,脑机接口的运用不能让外力借助芯片对于人脑进行恶意的控制。人工智能要保证解放人的身体和心灵,让人的身体和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
人工智能的第二条红线是不能伤害物。要禁止培养出半人半兽的怪物。人们不能把动物只是当成现代高科技控制的肉类生产者,也要让它具有动物性地活着。人工智能赋能的农业生产让其增产丰收,但也要保证它合乎其天性地生长。人工智能赋能大地资源的发现、开发和加工,但也不能把地球变成一个单一的矿山,而要注意其生态建设,让其成为人类可持续居住的美好家园。
第三条红线是不能伤害机器自身。人工智能自身暗箱的运行就可能出现内部涌现的故障,从而输出劣质和恶意的产品。同时外部的侵入或者会破坏机器的正常运行,或者会恶意控制它。这种对于机器的伤害会导致机器进一步对人和物进行伤害。因此人工智能应该自带保护自身的设置。同时,人也要加强对于机器的保护。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的智慧强调人、机、物三者共生。它们彼此互不伤害,相互保护,共生共荣,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里的欲望、技术和大道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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